诸葛亮见到了关兴。

“速速撤兵。”

由于关羽和关平都冲到了最前线，留守中军的关兴此刻甚至不敢抬头。他低声答道：“军师的命令虽然至高无上，但家父盛怒之下，发誓非要亲手取下那等凶贼的首级不可。身为儿子，我不能违逆父命，也不敢在此时强令撤兵。”

“唉————”

诸葛亮看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声让关兴的头垂得更低了。

即便关羽在南郡拥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也不该如此行事。

关羽执掌的，是南郡一地的生死。

而他诸葛亮此刻肩负的，却是要在这种可能同时与曹魏、东吴开战的危急关头，于夹缝中求取生机、谋求长远发展的全局重任。

追根究底，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责任在谁？

诸葛亮思绪不由得飘远。

早在他随刘备入主益州、离开荆州之时，就曾对留守的关羽千叮咛万嘱咐，留下了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和孙权。”

要警剔北方的曹操，要与东边的孙权交好。

你可以不把女儿嫁过去联姻，但你没必要将对方使者比作“犬子”，将联盟比作“虎女配犬子”这般羞辱。

从马良那里听到的关于关羽对待荆州地方豪强的种种傲慢举动，也早已过了火。

爱护士卒与百姓？这一点诸葛亮承认，关羽确实做得不错。

但这并非真正的基于平等与仁政理念的仁爱，更多是带着游侠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在游侠眼中，那些欺压百姓的豪强官吏是不可妥协的敌人，必须打倒。

原本他和赵云留在荆州辅佐关羽时，局面还能勉强维持。

关羽在人事管理上的短板，由心诸葛亮来弥补；具体的军务操练、防务部署，则由沉稳可靠的赵云分担。

那段不算太长的共事时光里，诸葛亮与赵云创建了深厚而默契的情谊。

在后来所谓的“五虎上将”中，赵云是唯一一个品德完美，无论交托什么任务都绝无怨言的人。

刘备也深知这一点。

在早年的徐州时期，刘备曾把家眷托付给关羽照顾，但自那以后，这个需要极度细心和责任感的重任，就更多地交给了赵云。

刘备入川时，同样带走了赵云，既是倚重其能，也是信任其德。

益州平定后，在讨论论功行赏的会议上，群臣为了如何瓜分成都的房产、田地和桑林吵得不可开交。

尤其是桑树，那是产出丝绸、让益州富足的内核经济资源，谁分到的桑田多，谁就能瞬间暴富。

而如果把这些从益州原有豪强和普通百姓手中强行夺走，分给有功将士，那想收服益州民心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此，必须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站出来，顶着群臣渴望财富的压力去唱反调。

当时诸葛亮认为，只有赵云能承担这个注定要挨骂的角色。

当他私下向赵云吐露内心忧虑并恳请帮助时，赵云慨然应充。

于是在那天的会议上，赵云站出来，引经据典，正气凛然：“当年霍去病推辞汉武帝赏赐的府邸，言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如今天下未定，强敌环伺，吾等为将者，怎能先贪图个人安乐，与民争利？

益州百姓受战乱之苦已久，若能保全他们的家产田地，让他们得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他们自然会心甘情愿缴纳赋税，服从劳役，支持我军。此乃长远安定之基。”

诸葛亮至今还记得，那天老臣简雍一脸荒唐地站起来说：“我说子龙啊，你这是吃错药了还是咋的？怎么突然整这出？咱们兄弟跟着主公刀山火海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块象样的地盘，分点田宅桑园，不是天经地义吗？”

当时支持简雍这种想法的人，在军中至少占了三成，他们大多是随刘备南征北战多年、出身不高、渴望安定富贵的老兄弟。

不可否认，在刘备颠沛流离的半生里，这些老兄弟的力量是决定性的。

但如今形势不同了，天下已呈三足鼎立之势，割据局面正在形成，治理和内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诸葛亮认为，时代变了，政治运作的方式和人的观念也必须随之改变。

这不是要抹杀老臣的功劳，而是如果不创建起统一的法度和秩序，那么所谓的“复兴汉室”大业，终将是一场空。

“长此以往，我们绝无可能战胜坐拥中原的曹魏。”

诸葛亮的危机感能清淅地看到，如果不逐步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游侠习气”高于“国家法度”的治理模式，蜀汉的国运终将在这种内部的无序消耗中渐渐枯萎。

“故臣主同欲而异使————”

（所以说，臣子与君主的目标虽然一致，但各自承担的作用是不同的。君主需宽宏揽才，臣子需各司其职，依法而行。）

诸葛亮收回思绪，不再与关兴多言。

他直接下令，让自己带来的部将接管关兴的指挥权，并让亲卫持节传令各营寨，准备有序后撤。

关兴起初还试图坚持，说要等父亲亲自下令，但在诸葛亮的威压下，他最终没那个胆量继续硬撑，只能乖乖被缴了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