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的蘸水笔悬在稿纸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他写了又划，划了又写，始终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开头，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

迅哥儿的原文是怎么开头的来着的？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

理查德重新蘸了墨水，落下了第一笔。

【一八四九年九月十七日，就是圣巴塞洛缪医院为因伤寒去世的威廉·布尔博士举行小型追思仪式的那一天，我独在病房走廊外徘徊，遇见b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布尔博士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布尔博士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理查德写到这里，停了下来。

这段还行，但“b君”这个称呼太随意了，得换一个更符合英国人习惯的说法。

他想了想，把“b君”划掉，改成了“我的友人b先生”。

理查德继续往下写。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报刊，大抵是因为先生们觉得有碍观瞻的缘故，读者往往是非常之少的，而布尔博士却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愿意为我的文章辩护，我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写到这里，理查德的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跟迅哥儿当年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布尔博士的血和汗，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理查德放下笔，揉了揉太阳穴。

这一段几乎是照搬的，因为在布尔博士的遭遇里，那些在报纸上嘲笑他“危言耸听”的医学权威们，跟迅哥儿笔下那些“学者文人”简直如出一辙。

皇家医学会的那帮爵士们，在布尔博士发出警告的时候说他“缺乏专业素养”，在疫情爆发以后又装聋作哑，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嘲笑过这个人。

这种嘴脸，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理查德重新拿起笔，开始写第二部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写完这段，理查德盯着“真的猛士”四个字看了很久，“猛士”这个词好象有点太东方了，得换一个更符合西方语境的表达。

但他想了想还是保留了下来。

布尔博士难道不是真的猛士吗？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九月十二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馀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这一段需要大改一下，理查德提笔，把这一段改写成了：

【在伦敦数百名因霍乱而死的不幸者之中，威廉·布尔博士是我的故交，故交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他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他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友人，是为了伦敦而死的英国的医生。】

【布尔博士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初夏，《柳叶刀》上的一篇通信，他在这篇通信中警告说，伦敦的供水系统存在严重隐患，如果不加改善，霍乱迟早会再次爆发，言辞恳切，却无人理会，后来听说他被内政部训诫了，我倒也并不以为奇，说真话的人在这个国家受到惩罚，本就是常有的事。】

“说真话的人在这个国家受到惩罚，本就是常有的事，可无论在哪，不也是这样呢？”理查德叹了口气，接着动笔写道。

【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英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沉默着的勤勉的布尔博士，更何至于无端在训诫后耗尽生命呢？】

好，改成这样更贴合实际情况。

理查德继续往下写，到了最关键的部分。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