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更，从未如此畅快。

1979年8月25日，首都，国防科工委某办公室。

窗外，长安街上的行道树在夏末的傍晚纹丝不动，空气里浮着一层看不见的燥热。

办公室里，那部红色专线电话在三个小时内响了第四次。

「叮铃铃——」

铃声短促而尖锐，在闷热的时节显得格外刺耳。

桌后的男人放下钢笔，擡起头。

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了大半，但梳得一丝不苟。

深灰色衬衣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可额角细密的汗珠还是暴露了他此刻的心情。

他是钱大昌，某型号飞弹惯性制导系统副总设计师之一。

「我是钱大昌。」电话铃声刚响到第二声，钱大昌就拿起了话筒。

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汇报。

钱大昌听着，眉头一点点蹙紧。

显然，传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还是不行？」他忍不住打断了对方，「第七次地面模拟测试，姿态角漂移还是超标？」

话筒里传来一阵含糊的解释，夹杂着电流的杂音。

钱大昌沉默了几秒，目光落在桌角那份摊开的文件上——《关于「东风五号」全程飞行试验准备情况的第三次汇报》。

文件首页，用红笔圈出了一行字：「惯性测量单元精度需在9月30日前完成最终标定与交付。」

今天已经是8月25日。

距离那个日期，还有三十五天。

而飞弹定型试验的时间表，早在半年前就已经敲定，牵一发而动全身。

距离「东风五号」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全系统合练，还有不到十个月。

「我知道了。」钱大昌的声音低了下去，「你们继续排查，我再问问八二七厂那边。」

挂断电话，他疲惫地叹了口气，没有立刻拨下一个号码，而是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用手指重重地按压着太阳穴。

片刻后，他重新戴上眼镜，拉开抽屉，从最里面翻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磨损，边角卷起，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了。

他翻到某一页。

那一页贴着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戈壁滩上的试验场，沙丘连绵，天空湛蓝。

照片正中，一枚银白色的飞弹静静地立在发射架上，弹体上刷着「东风」两个红字。

照片下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1973年4月，东风五号飞行试验，因制导系统失稳，飞弹在空中自毁。」

那是钱大昌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

飞弹起飞时一切正常，可飞行到中段，制导系统失稳。

指挥大厅里，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

眼睁睁看着飞弹发出四十二秒后在空中炸毁，那冲天的火光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是钱大昌一辈子的心病。

试验失败。

原因查了三个月，最后锁定在惯性平台的一个关键部件——正是八二七厂现在攻关的那一类零件。

当时的加工精度，卡在零点零一毫米。而设计要求，是零点零零五。

六年过去了。

技术叠代了，设备更新了，可那个坎，好像还在那儿。

而一九七九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多事之秋。

二月，南边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仗打了一个月，我军虽然取得大胜，但伤亡两万七千余人。

战后总结会上，一条条血淋淋的教训被摆上台面：炮弹哑火、枪枝卡壳、通讯中断

更让人揪心的是，二炮部队虽然参战了，可当时的战略飞弹射程动辄几百上千公里，打不到近在咫尺的战术目标。

空军也「引而不发」——不是不想打，是精确打击能力跟不上。

仗打完了，结论也清楚了：常规武器的精度和可靠性，是未来战争的生命线。

而比南边更让人睡不着觉的，是北边。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坦克、火炮、飞弹，密密麻麻。

以科大为首的诸多科研军工单位也为此南迁。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不是一句空话，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十年来从未真正散去。

中国手里最重的筹码，是还在研制的东风五号。

「没有洲际火箭，中国人睡不好觉」，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央将「洲际飞弹、潜地飞弹和通信卫星」列为「三抓」任务，要求一九八〇年必须完成全程试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