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图书馆档案室。

陆小雨坐在靠窗的长桌前，面前摊著三本厚重的借阅登记册——1998年至2000年的纸质记录。

电脑时代前的档案，还保留着最原始的手写痕迹。

她的任务是查一个人：林秀，x的姐姐，1998年失踪时25岁，孕26周。陈教授提供的档案显示，林秀失踪前经常来市图书馆，理由是“学习育儿知识”。

但陆小雨觉得没那么简单。

果然，林秀的名字出现在1998年7月至9月的登记册上，借阅的都是《孕期营养》《新生儿护理》《早期教育》这类书。

三个小时后，她有了第一个发现：1998年8月15日，林秀借了《妊娠期心理调适》一书，同一天借阅这本书的，还有另一个名字：吴晓雨。

吴晓雨。第二个受害者，1999年失踪，尸体后发现。

陆小雨心跳加速。她发现1998年至2000年间，有七个名字反复出现在相同书籍的借阅记录中：林秀、吴晓雨、周晓雯（第一个受害者）此外还有四个陌生的名字。

她把这四个名字记下来，拍照发给李警官，请求核对是否与失踪人口或悬案有关。

接下来，她开始查阅览室座位记录——图书馆老馆员告诉她，九十年代时，读者如果需要长时间学习，可以登记固定座位。

她找到了1998年的座位登记本。

林秀的固定座位是：三楼社科阅览室，窗边第12号桌。

陆小雨来到三楼。阅览室已经重新装修过，第12号桌现在是一张普通的阅览桌，但窗外的视野很好，能看到图书馆后院的老槐树。

她站在桌前，想象二十多年前，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年轻女性坐在这里，读著育儿书，心里可能充满对未来的期待，也可能充满焦虑，担心自己“担心养不起孩子”。

然后，有人接近了她。可能是同样来读书的“准妈妈”，可能是“热心”的图书管理员，也可能是某个伪装成读者的“筛选者”。

陆小雨蹲下身，检查桌子下方。

老旧的木质桌板，有很多划痕和涂鸦。她用手电筒仔细照，在桌板背面靠近墙壁的位置，看到了一行极浅的铅笔字：“周三下午，母婴室，有人帮。”

字迹很淡，几乎被时间抹去。但“母婴室”三个字，让陆小雨想起了哥哥说的那张名片——“周三下午三点，市图书馆母婴室”。

时间、地点，对上了。

只是这个留言是1998年的，而名片是现在的。将近30年过去了，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行为。

陆小雨用取证袋小心地收集了桌板背面的灰尘样本，也许还能提取到些什么，虽然希望渺茫。

母婴室是图书馆一楼角落的一个小房间，现在看起来普普通通：有尿布台、洗手池、几把椅子。但陆小雨注意到，这个房间的窗户对着图书馆的后巷，位置隐蔽，进出不易被注意。

她在房间里慢慢走着，洗手池下方柜门的合页有新鲜磨损，应该是近期被频繁打开过。她戴上手套打开柜门，里面是清洁用品，但最里面靠墙的位置，有一个不起眼的黑色小盒子。

是一个微型摄像头，还在工作。

陆小雨没有碰它，而是退出房间，立刻给李警官打电话。

二十分钟后，技术科的同事赶到，悄无声息地取走了摄像头，并在原位放置了外观相同的替代品。

初步检查显示，摄像头有无线传输功能，存储卡是空的——说明有人在定期取走数据。

“这是个观察点。”技术科同事低声说，“选择母婴室很聪明——这里常有妈妈带孩子来，安装摄像头不容易被怀疑，而且能观察到特定人群。”

“能查到信号接收端吗？”

“信号经过加密和跳转，需要时间破解。”同事说，“但安装手法很专业，不是业余人士能做到的。”

陆小雨感到既紧张又兴奋。

这是她第一次独立调查，就发现了重要线索。

晚上七点，她回到警局，李警官正在等她。

“四个名字查到了。”李警官表情凝重，“一个在1999年失踪，至今未找到；一个在2000年‘意外流产’后重度抑郁，次年自杀；另外两个一个搬去了外地，失去联系；一个还活着，但精神不太正常，住在疗养院。”

“还活着的那个在哪里？”

“市郊的‘安心疗养院’。”李警官看着她，“小雨，你做得很好，但接下来的调查，需要更谨慎。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存在二十五年以上的网路，那他们的反侦查能力可能很强。”

“我想去疗养院看看。”陆小雨说。

“一个人去太危险。”

“我可以伪装成社工专业的学生，做社会实践调查。”陆小雨早有准备，“疗养院经常有学生去做志愿者，不会引起怀疑。”

李警官犹豫了很久，最终点头：“可以，但必须戴追踪器，每小时汇报一次。同时安排人在外围接应。”

周日上午十点，安心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