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多的黑劲儿还没彻底散透，夜寒像浸了水的冰布，一层一层裹在身上，钻骨头缝儿地冷。

陈风和山子把牛车赶到供销社斜对面一条背风的窄巷子口，车往墙根一靠，两人就缩在车旁边避风。老黄牛也乏了，低着头趴在地上，鼻子里呼出一团团白气，很快冻成小霜珠。

山子把身上的棉袄扣子扣到最顶上，脖子一缩，还是冻得直跺脚，两只手揣在袖筒里，来回搓个不停。

“疯子，这天也太冷了，啥时候才亮啊……”

陈风靠着土墙，半蹲在地上，怀里紧紧按着藏子弹的布袋子，眼睛半眯着养神，耳朵却一直竖着，留意着四周动静。

“快了，熬一会儿。”

这一带夜里不太平，黑市刚出来，身上又带着钱、带着枪、带着粮食，半点不敢大意。两人不敢生火，不敢大声说话，就缩在巷子里硬扛。风顺着巷子口往里灌，吹在脸上跟小刀子刮似的。

山子实在冻得受不了，就轻轻来回踱步，不敢走远，眼睛时不时瞟向供销社那扇紧闭的大门。

那时候的供销社，是整个县城最金贵的地方，不到点绝对不开门，开门晚、关门早，态度还硬，可老百姓离不了，油盐酱醋、布匹棉花、手电筒、锅碗瓢盆，全都得在这儿买。

陈风也冷，可他不敢表现出来，只是把棉袄往紧裹了裹，脑子里一遍遍过待会儿要买的东西：

两节、三节的手电筒，要两把，进山、走夜路都用得上；

还有王科长之前给的烟票，正好换成烟，往后进山、托人办事、遇到关卡，烟就是硬门路。

就这么干熬、硬等，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边终于透出一丝极淡极淡的鱼肚白，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鸡叫。

天，总算蒙蒙亮了。

街上渐渐有了人影，都是起早赶班的工人、上街买菜的家属，一个个缩着脖子，脚步匆匆。供销社门口，也慢慢排起了小短队。

“你在巷子里头等着，别露头，看好牛车和东西。我过去排队买东西。”

“哎！疯子你小心点！” 山子立刻点头，缩回到巷子更深处，眼睛一眨不眨盯着路口。

陈风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冻僵的腿脚，把怀里的钱和各种票据摸了摸，确认都在贴身的地方藏好，这才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不引人注意地溜到供销社门口，排在队尾。

这时候排队的人不多，前面就三个人。

第一个是个中年妇女，裹着头巾，要了一斤盐、两盒火柴、一块肥皂。售货员在柜台里噼里啪啦一算，要了盐票、火票、肥皂票，妇女一层层从衣襟里掏钱掏票，递进去，东西用旧报纸一包，揣在怀里就匆匆走了。

第二个是个老头，要了半斤红糖、两尺粗布，也是要布票、糖票，磨磨蹭蹭好一会儿，才拿着东西一步一挪离开。

第三个是个年轻媳妇，买针头线脑、几个扣子，还要了点碱面，说话细声细气，售货员爱答不理，问一句蹦一个字，半点好脸色没有。

那年代的供销社售货员，是人人眼红的好差事，手里握着票、握着货，个个傲气十足，眼皮朝天，普通老百姓想买点东西，都得陪着小心。

终于，轮到陈风了。

柜台里的售货员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半旧的蓝褂子，戴着套袖，脸拉得老长，眼皮都没抬，语气生硬得像冻硬的铁块：

“要什么。”

陈风往前微微欠了欠身，声音不高不低，清清楚楚：

“我要五斤棉絮，再要两把三节长的手电筒。”

售货员这才抬了抬眼皮，扫了陈风一眼，语气依旧没半点温度，报得又快又硬：

“棉絮一块五一斤，五斤七块五，要五斤棉花票。

手电筒四块一个，电池八毛一对，灯泡五分一个。手电筒走工业票，一把要四张工业票。”

陈风心里门清。

那个年代，买什么都要票，没有票，有钱都没用：

棉花票：买棉花、棉絮、棉线专用，一年到头发不了多少，是过冬的硬票；

工业票：买工业品 —— 手电筒、电池、灯泡、铁锅、农具、五金，全都要工业票；

还有粮票、布票、盐票、肥皂票、糖票、烟票…… 每一样，都卡得死死的。

“两把手电筒都配齐电池，灯泡再来四个。”

售货员在柜台里扒拉了几下算盘珠子，珠子噼里啪啦一响，声音硬邦邦地砸出来：

“棉絮七块五，五斤棉花票。

两把电筒带电池，九块八，八张工业票。

四个灯泡两毛，不用票。

一共 ——十七块五毛，棉花票五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