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探路者二号的信号弱得要靠猜测来接。

它离地球已经三个多亿公里，每天发四个小时的信号，功率只有出发时的几十分之一。测控网的接收机把增益开到最大，收进来的信号埋在噪声底下，技术员们靠纸上画波形来认它，认出来的比特数一天不如一天。钱老说再接一年，接到接不动为止。

接不动的那一天，他问接收组的组长，你们打算怎么办？

组长是个三十多岁的湖南人，想了想说：接着听。

钱老难得笑了一下：经费呢？

我们自己想办法。

1971年秋天，信号没了。

不是突然断的。是头一天还有几个能辨认的波形，第二天就只剩噪声，第三天连噪声的形状都不一样了——不是设备的毛病，就是什么都没了。接收组不死心，又守了一个月，把一个月的磁带寄到科学院。钱老听完，批了两个字：归档。

但磁带里有一小段东西，是接收组自己也没把握的。值班技术员在给档案写的备注里提了一句：十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噪声里有一段周期性的起伏，间隔精确，像钟摆，持续四十多分钟，消失了。技术员在备注末尾写：不排除是接收机本振漂移造成的假信号。

钱老把这段磁带单独抽出来，听了一遍，没下结论，锁进了柜子。

程念月1972年毕业，成绩中游偏上。分配方案下来之前，系里领导找她谈话，话说得很婉转：有三个去向，一个是总参三部，一个是科学院的某个新所，还有一个是省里的邮电系统。系里的意思是推荐她去第一个。

我爸的意思呢？她问。

首长说，他不知道这事，让你自己定。

程念月想了三天，填了科学院——深空测控网络的地面站。系领导有点意外，提醒她那个站设在昆岛南边的一个岛上，条件很苦，常年跟天线和海浪打交道，你可想清楚。

她说想清楚了。其实她没全想清楚，她只是不想去总参三部——她哥已经在上天的路上了，家里总得有人留在地上，而且她想离父亲那个世界远一点。这个理由她说不出口，填表的时候只写了四个字：服从分配。

报到那天她是坐船去的。岛很小，站区加上家属区不到两百人，淡水靠雨，蔬菜靠船，台风季一两个月见不到外人。站长是个糙脾气的云南人，见她第一面就说：程首长的闺女来我这儿，我压力很大啊。

程念月说：那你把我当普通学员用就行，用不好你再退回去。

站长后来跟人说，这姑娘行，比她爸好相处。

她在岛上干的第一件正经事，是重排接收机的维护周期。原来的周期是上级定的，她翻了三年的维修记录，发现一半以上的故障都出在周期之外，就写了个报告建议改成按运行小时数定维护，不按日历。报告递上去四个月没回音，她以为自己白写了。第五个月批文下来，全国几个站一起改——后来才知道，是钱老在积压文件里看到了这份报告，批的。

1972年，北方邻居的坏消息开始一条一条传过来。

苏联的粮食连续两年歉收，国际市场上苏联的购粮船队把小麦价格买得翻着跟头往上涨。第九局的情报说，莫斯科已经在讨论削减军费的方案，第一批被砍的名单里就有登月计划——那个从未公开的登月计划，事实上已经停了两年，现在是正式给它办后事。

韩锋把情报放在程万里桌上，加了一句自己的判断：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东欧几个卫星国都在看，看他先松哪只手。

程万里问：我们的粮食呢？

够用，但富余不多。曼德林的意见是可以卖，趁价高。

不卖。程万里说，按成本价换东西——换他们的机床、换钛材、换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粮食不卖钱，粮食换命。

韩锋记录的时候，程万里又说了一句：另外，以民间商社的名义卖，不走政府渠道。让莫斯科留着面子，我们的农民留着里子。

这一年冬天，程万里生了一场病。不重，是肺上的老毛病，1945年南下那年落下的根。他在医院里住了九天，第九天自己拔了输液管回办公室，林若兰跟他吵了一架——结婚三十多年，那是她声音最大的一次。吵到最后她说：你的兵都有资格退休，你没有？

程万里说：退了啊，可以退。他停了停，等我看着孩子们都站稳了。

孩子们早就站稳了！林若兰指着窗外，家宝都当爹了，念月在岛上自立门户，你还要什么？

程万里没回答。林若兰摔门出去，半个小时后端着一碗粥回来，放在桌上，什么也没说。

年底，程家宝的孩子出生，是个女孩。起名字的时候程万里发了话，叫。林若兰嫌这名字太素，程万里说：想就是想。我们这一代人负责